"流氓”当道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"流氓”当道  



　　五四运动过后，政党政治崛起，劳工运动随之上涨。在无政府主义以及各种过激主义的灼热的气浪里，共产主义思潮开始蔓延。1921年，中国共产党成立。1923年，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。国共两党，都是在苏联直接派遣顾问，在苏共的建党原则的指导和支配下，进行系列的政治活动的。其中之一，便是国共合作。孙中山逝世后，蒋介石成了国民党内的领军人物，他迅速抛弃已故领袖的容共政策，决心清除政治上的异己势力。1927年4月12日，上海方面率先奉命行动，紧急搜捕共产党人及嫌疑分子，并加杀害。在一个月内，被屠杀的人数  
多达数千人。4月15日，广州也出动了大批军警，对各个机关学校和群众团体实行血腥清洗。此时，凡国民党势力所及之处，都展开了“清党”运动。纯洁党组织成了独裁专制的遁词。4月18日，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“国民政府”。经过党内的几次不大不小的摩擦，蒋介石作为孙中山的“接班人”的身份终于得到确认；他成功地利用了元老的力量和各派的矛盾，由一人把党政军大权统揽起来，并牢牢地掌握手中。

　　清党期间，鲁迅仍在广州中山大学担任教职。自从踏足这块“革命策源地”以后，他对中国的政治地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，应当有把握认为，不至于为一时的风云变幻所迷惑。然而，时局的发展竟大出于他的意料之外。相当一段时间以来，他对国民党以及国民革命军北伐行动是抱有幻想的，虽然一样承认“革命尚未成功”，甚至发出过有人攀摘革命花果的警告，却根本不曾想到整个党和军队，会如此快速地掉转枪头，对付先前的合作者。政治家的野心，实在远胜于文学家的想像力。他从来未曾看见这样杀人的，北京“三·一八”惨案仅杀掉四十余人，他已经说是“出离愤怒了”，如今何如？他用了“被血吓得目瞪口呆”的话，形容此时的感受。出于一个人道主义者的道义感，他以辞职表示抗议，然后在一个名叫“白云楼”的地方蛰伏下来。可是，像他这样阴郁易怒的人，是注定做不成现代的隐者的；果然很快地，便接受了官方教育部门的夏期讲演的邀请，破门而出了。其实，稍早一些时候，当他为结集的《野草》写作题辞的时候，即宣告“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”，透露了渴望“烧尽一切野草，以及乔木”的决绝的信息。

　　大屠杀来源于一个新的传统，这是军权政治和党权政治的合流。对此，美国学者派伊说：“军阀给出了一个事实，即在现代中国，政治力量不可能与军事力量分离，以至于没有人能开出从中国政治屏幕中心消除军队的秘方。”民国以后，袁世凯正是以军事力量作为政治资本，窃取革命政权的；可是现在，军队已不复属于个人，而是作为“党军”，为党所控制。早在革命初期，孙中山在确立他的党权政治理论的时候，已经融入军权政治的因素，后来还曾一度以军权改造党权和政权，实行党政军一体化。事实证明，军事实力的过分膨胀是危险的。所以，自从在苏联引进党对军队的政治化的控制体制之后，军权便长此被置于党权之下；虽然党不能不依靠军事力量取得并维持其专政，但是始终离不开“以党治国”的框架，其领导地位是不容挑战的。

　　鲁迅没有直接描述大屠杀的残酷性，而是透过“清党”事件，揭露独裁政治灭绝人性的本质。我们注意到，在1927年以后的两三年内，他反复使用“流氓”一词做演讲，或者写文章。中国的政治家有什么原则立场可言呢？无非是一群随意杀人的流氓，自然，中国的政治也就是“流氓政治”了。鲁迅做过一个《流氓与文学》的讲演，从记述来看，其实讲说的多涉政治流氓。他指出，他们要“革命”，整天叫喊“打倒旧制度”，目的是要取得自身的地位；及至有了地位，仍然要拾起旧的方法来控制一切。在著名的讲演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中，他例举了曹操和司马懿，作为政治流氓的代表人物。一方面，是杀人的随意性；另一方面，是行为和议论相矛盾。曹操杀孔融，司马懿杀嵇康，都是以“不孝”为罪名的。魏晋以孝治天下，不孝，故不能不杀。“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？因为天位从禅让，即巧取豪夺而来，若主张以忠治天下，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，办事便棘手，立论也难了，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。”问题是，“曹操与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，不过将这个名义，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”。这便是政治流氓的“德治”。鲁迅使用反语，称颂曹操为“英雄”，说“我虽不是曹操一党，但无论如何，总是非常佩服他”。还幽默地说：“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，也没有人敢问他，我们倘若去问他，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！”利用传统的戏剧旁白或插科打诨的话语形式，不断暗示读者，使之把魏晋时代同现时代联系起来。

　　权势者极力使杀人合法化。因此，揭露合法化便变得十分必要而且适时。鲁迅在《小杂感》里说：“凡为当局所‘诛’者皆有‘罪’。”又著《可恶罪》一文，说是“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，所以枪毙或坐监的。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，是先因为被人认为‘可恶’，这才终于犯了罪”。执法者实际上无法可依，即使有法，本身也是不合法——自然法——的。由此，我们知道，在强制性的统治之下，所谓的“法治”，是怎样一种不可靠的东西。《谈“激烈”》一文写道：“今年似乎是青年特别容易死掉的年头。‘千里不同风，百里不同俗’。这里以为平常的，那边就算过激，滚油煎指头。今天正是正当的，明天就变犯罪，藤条打屁股。”在这里，法律明显的不一律。《小杂感》里还说：“刘邦除秦苛暴，‘与父老约，法三章耳。’而后来仍有族诛，仍禁挟书，还是秦法。法三章者，话一句耳。”两千年一贯制，这就是专制主义的再生性和连续性。被鲁迅称为暴发户的革命新贵，在将杀人合法化的同时，必先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，因此也就一定要争正统。所谓正统，对内代表已故领袖的遗训精神，代表全党，对外则代表全民。可以说，正统之争是专制社会中权力斗争的一个重要特征。权力是赤裸裸的，它会把许多关于“忠诚”“团结”之类的伪装自行撕成碎片，暴露自身的罪恶和肮脏。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争夺的过程，整个过程充满戏剧性，却又毫无“游戏规则”可言。鲁迅在一次演讲中打比喻说，譬如有一个军阀，从前是压迫民党的，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，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，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，是总理的信徒。这样还不够，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。这时，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不去呢？不去，便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，于是定罪，杀人。鲁迅解说道，真的总理的信徒，倒会不谈三民主义，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，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。这在当时，对于高举三民主义旗帜，以党的正统代表自居的大小领袖的讽刺，可谓入木三分。